遭非法劳教和判刑　邱玉霞被折磨致瘫

【圆明网】佳木斯市邱玉霞女士为了给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为了向被谎言欺骗的民众讲述真相，多次遭绑架，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三年，非法判刑三年，遭受了多种酷刑折磨：大背铐、铐地环、长时间铐在床上、码坐、冷冻、打针、灌药等。长时间遭受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邱玉霞现在已被迫害致瘫，生活无法自理，晚上身体疼痛得睡不着觉。

邱玉霞年轻时的照片

邱玉霞近期照片，瘫痪在床

邱玉霞女士曾身患有颈椎骨质增生、胃十二指肠球部溃疡、风湿症、肾结石、妇科病、神经衰弱、乳腺小叶增生等多种疾病，一九九五年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体奇迹般地康复。九九年中共对法轮功发动疯狂迫害后，邱玉霞的丈夫因为害怕中共当局牵连迫害，与她离婚。现在邱玉霞与女儿以她微薄的退休金，艰难度日。以下是邱玉霞女士自述她的遭遇。

一、修炼法轮大法，顽疾康复获新生

我叫邱玉霞，家住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我一九五五年出生，家里有五、六个孩子，当时住在农村，生活条件很不好，我只上了五年学，就在生产队铲地，夏天太阳毒晒，加上活累，我的鼻子常常流血。父亲眼盲，我就陪着父亲来到佳木斯的二叔家。

我在佳木斯第一塑料厂上班，干的活又累又重，每天下班回家后，我都腰酸背痛，再加上四班倒，休息不好，积劳成疾，渐渐地，我的身体越来越糟，患上了颈椎骨质增生、胃十二指肠球部溃疡、风湿症、肾结石、妇科病、神经衰弱、乳腺小叶增生等多种疾病。二十多年来，脑袋从来没有清亮过，整日的头痛。四处求医问药，钱没少花，药也没少吃，可是病情却一点起色都没有。整天生活在被病痛折磨的痛苦中，感觉活得很苦、很累。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同事介绍我学法轮大法。奇迹出现了，我所患有的顽疾都不治而愈了，我的人生从此改变了。对师尊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我努力遵循法轮大法的法理“真善忍”，来修炼自己的心性。

在单位里勤勤恳恳地干工作，任劳任怨，哪个车间都愿意要我。以前单位的产品：塑料桶，薄膜等，我都经常往家拿，炼功以后再也不拿了，同事都说我“傻”，别人不愿干的活，我去干，大家都说炼法轮功的人品行真高。

邱玉霞与女儿马多

二、做客、上访遭绑架、勒索钱财

一九九九年七月，邪党江泽民流氓集团开始对法轮功进行铺天盖地地诬蔑、造谣。中共“一言堂”的谎言欺骗了广大的民众，无辜非法抓捕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在法轮大法中深深受益的我，是不可能背叛自己的良知，为了给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为了让世人了解法轮功真相，我多次被绑架，被非法判刑，丈夫承受不住压力，与我离婚，一个好端端的家就这样破碎了。

二零零零年二月的一天晚上，我到邹彩荣家做客，被中山派出所绑架，在派出所里， 我向警察讲述法轮功真相，同时把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他们根本听不进去。第二天，我们五人被中山派出所劫持到佳木斯看守所，非法关押了六十多天，家人被勒索了两千多元钱，我才获得自由。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十日，我和女儿马多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我们决定去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在火车上，一批又一批的法轮功学员被截住。我和女儿幸运地到达了目的地。

这时北京的信访办已布满了警察，变成了抓人办，就在申诉无门的情况下，我女儿走上了天安门广场打出了横幅，恶人将马多打倒在地，几个膀大腰圆的恶人，将我们绑架到前门派出所，我们被关进了大铁笼子里。我和女儿拒绝报姓名，被分流到大兴派出所。大兴派出所的警察非法审问我们， 问我们的姓名和居住地，并用话套我们，见我们什么也不说就不让我们睡觉。后来警察又把我们分开审问并威胁诱骗我们。次日，警察把我们劫持到大兴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我们被勒索了五百元钱，警察谎称是给我们订了两套被褥。

我们说出地址后，我和女儿被劫持到佳木斯驻京办事处。我们身上的六百二十多元钱被抢去，我们被非法关押了半个多月。佳木斯前进公安分局两个人，把我和女儿劫持回佳木斯。前进公安分局支付了驻京办事处七百多元的食宿费，之后前进公安分局的人向我的家人勒索了三千元钱。

我和女儿被劫持到佳木斯看守所，看守所阴暗潮湿，非法关押了很多法轮功学员，非常拥挤。晚上睡觉时要侧着身体睡，如果去趟厕所，回来就没地方睡了。在看守所里我绝食抵制迫害。我的女儿被非法关押了十五天，家人被“六一零”的人勒索了两千五百元钱，女儿被放回家，我被非法关押了四十多天后，非法劳教三年。

三、劳教所酷刑折磨：大背铐、长时间铐在床上、码坐、做奴工、冷冻等

二零零一年一月三日，我被劫持到佳木斯西格木劳教所，这是一座地地道道的人间地狱。

在这里吃的是发霉的面做的发糕，看不见一滴油的汤，卫生条件极差。恶警把我关在“转化队”，进行强制“转化”。没“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被单独关在一个屋里，不让出屋上厕所，便盆放在屋里。队长王秀荣和其他警察多次做我的”转化”工作。由于我拒绝”转化”，被关押在“严管队”强迫看诽谤大法的录像和电视。每天都在变着法的折腾我。不准许我坐床，强迫我码坐在线轱辘的小凳子上，并且要求双手放在膝盖上，我拒绝，就把我铐在床上。

长时间罚坐小凳子（码坐）

有一次我在床上盘腿坐着，大队教导员祝铁红看见了，大打出手，把我从床上拽到地上，内衣袖子被拽掉了。我跟她说：我没有犯法，我是好人，不要这样对待我。

二零零二年五月，我遭受长期精神与肉体上双重的折磨，身体已经非常的虚弱。恶队长洪伟让我扫厕所。我说：我走路都没有劲，不能扫。洪伟却说：你要不扫，谁也不许上厕所。无奈之下，我们把脸盆当成便盆用。洪伟等恶警还把我铐在床上，不让上厕所。

劳教所恶警为了升职出“成绩”，良知泯灭，不择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三年十月份，恶警再次强迫每个法轮功学员必须写“五书”。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我在大法中受益颇多，怎能昧着良心诽谤大法和师父呢。我不写，被他们上大背铐，我被强迫坐在水泥地上，两手背在身后，一上一下同铐在一起，两只胳膊被掰得似乎都要断了，颈椎骨一节一节疼到头顶，头疼得象裂开似的，豆大的汗珠不停的往下淌，我里面穿着的红色羊毛衫把外衣都染红了。手被铐得肿起来，象馒头一样，手腕子全是大泡。恶警孙丽敏隔一会，还晃荡几下手铐，加剧对我的折磨，手铐勒到肉里去了。这样铐了一天，晚上两只胳膊跨在床边的铁上，继续铐。

这次酷刑是劳教所所长许利峰指使的，把我们四个人关在一个屋，其中有一个是他亲戚。一次他去看他亲戚，我们跟他讲法轮功真相，他不听。他说他前几天去北京劳教所学来了大背铐这种酷刑，他就想怎么样把这些法轮功学员“转化”。

酷刑演示：大背铐

后来我被转到劳教所第七中队迫害，警察们背地里说法轮功的素质比犯人高多了。我们被强迫做奴工：做汽车靠垫和坐垫。从早上六点干到晚上八点多，中午吃完饭就干，不让休息。我被大背铐铐得手指尖发麻，手还不怎么好使，根本不能干活。恶警穆振娟连喊带骂：别人怎么能干。我整天生活在这样的精神高度紧张的环境中，不知下一秒恶警还会找出什么借口，连打带骂我们，甚至有时还会被戴上手铐。

每天干完活回到监舍，不管多大岁数的人，都要写作业，我拒绝写，恶警孙丽敏，穆振娟就把我拽到一间空屋子里，坐在水泥地上，两手从床上铐过去，胳膊被铁咯得象洗衣板一样一棱一棱的，我被铐了七天。

这个中队人手不够，就把我寄存在九中队，中队长刘亚东更是邪恶至极，她看到我就打我耳光，把我铐在床上，那时我血压已达到一百八十毫米汞柱，心律不齐。即使我身体虚弱到这种程度，刘亚东还让刑犯把被和褥子拿走，床板拿掉两块，把门敞开，我只穿线衣，过堂风吹得我直哆嗦，吃饭和解手只打开一个手铐。

过了七天，七中队穆振娟来问我：写不写，我说：不写，她就打我耳光，耳朵现在还耳鸣，恶警穆振娟说接着铐。刘亚东把我从床上拽下来，让我坐在水泥地上，刑事犯看不下去，她们就把鞋子给我，让我坐在鞋子上。第二天早上，恶队长刘亚东看见了，就把她俩打了一顿。之后，我过意不去，她们说我被折腾到这样还这么坚强，令人佩服。

我被铐了二十多天后，恶大队长何强、张晓丹、陈春梅伙同中队的队长刘亚东、高杰、穆振娟、高晓华、孙丽敏一起加重迫害我，恶警孙丽敏疯狂把我从没有被褥的床板上拽到地上，开始上大背铐，不一会我就昏迷了。这时看着我的刑事犯马上去找恶警孙丽敏，孙丽敏不理会，刑事犯又去找值班的副队长张晓丹，并找来了狱医，她把铐子打开，大声叫喊：“告诉你血压不高，还接着铐。”

狱医给我量血压，她问狱医怎么样，狱医说吃药吧，心脏也不好。从这以后，我被铐在光光的床板上，不让盖被，不让睡枕头，整整铐了我三十一天，我又被劫持回七中队。

七中队是在三楼，我被折磨得非常虚弱，站都站不稳，血压高达一百八十毫米汞柱，心律不齐，两只胳膊。抬不起来， 拿不住东西，穿衣，吃饭都得法轮功学员喂我，走几步路都很费劲劳教所的恶警们强迫我跟着队伍走。我走得很慢，需要人搀扶，我要求留在房间，恶警穆振娟说不行，她还大喊大叫的，说快走，没有时间陪你，等到队伍走远，她就让扶我的法轮功学员回去，让犯人扶我，而且还给犯人使眼色，唆使她们折磨我，拖着我走。

等到楼上时，我已经昏迷过去了，而且满身都是泥，恶警赶忙又去找狱医，一量血压二百多，马上打点滴。天天如此这样折腾，最后我走不了了，法轮功学员就背着我走。

我终于熬到劳教“刑期”了，恶警穆振娟说给我加期七个月，家人来看我，不让见。后来家人找人才看到我，家人看到我这样子，就问恶警周佳慧和何强为什么来时好好的，现在却给迫害成这样子，手都不好使了。何强吓得直冒冷汗说：那你有什么要求？家人说人被你们迫害成这样，回家调养需要费用。恶警何强却说，要钱没有。家人又找所长，所长就藏起来；找狱医，告诉他，人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要负责任。

家人找住所检察人员说明了情况，然后检察院去了解了情况，问我胳膊和手、心脏、血压等情况。这时恶警穆振娟不知对来人又说了什么。恶大队长何强，陈春梅，张晓丹和中队长穆振娟，孙丽敏开始弄假材料，让犯人作假证言，恶中队长孙丽敏是她直接铐我的，听说检察院来调查，她心脏病复发一个多月没上班。

恶警穆振娟想尽一切办法找事折腾我，我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了，才把我送进医院，恶警穆振娟和狱医跟着，在劳教所量血压二百四十毫米汞柱，到医院说正常。家人几天就去一趟劳教所，找所长，找保卫科长，找纪检委，他们躲着不见，互相推脱，后来家人说如果再不放人，就向上一级去要人，最后他们才把我放回家。零三年十一月，我终于离开了这个魔窟，获得自由。

四、遭入室抢劫、勒索钱财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早六点五十分左右，佳木斯市郊区分局长虹派出所副所长腾岩、 王金宝、刘东明三名警察蹲在我家门口，趁我开门上班之际闯入我家，没有出示任何证明就强行搜查我家，抢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一台打印机、一台一拖五的刻录机和一些法轮功真相资料，存折和漂亮的头饰也被偷偷拿走，存折后来要回，其它的东西至今未还。

我被绑架到长虹派出所，女警察对我非法搜身，抢走我随身带的物品。我在派出所被非法关押了一天，当天晚上我被劫至佳木斯市看守所。

上午十点左右以腾岩为首的三名警察与佳木斯移动公司话务部主任陈兴华、总调度祝明朗配合，将已离开单位的女儿诱骗回单位强行绑架。

十二月二十九日，长虹派出所通知我的家属去一趟，派出所已经给我看完病，血压高达二百多毫米汞柱，不放人怕出危险，企图勒索我家属拿二万元钱。还对家人说：如果拿二万元钱，下午三点放人，如果拿一万元，下午六点放人。一直交涉到晚上也没放我。第二天中午，勒索了家属一千元钱才放我回家。

我回来后，一次警察到我家骚扰，当时只有我母亲在家，她受到了很大的惊吓。为躲避迫害，我被迫流离失所。为营救女儿马多，呼吁停止迫害。我给有关部门写下了一封劝善信。马多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七个多月后，被佳木斯郊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我和亲友为马多聘请了北京律师，为她辩护。

二零零八年七月二日，我的朋友陪同北京律师去佳木斯市中级法院办理出庭辩护手续时，我和其他三位朋友坐在佳木斯中心医院门诊厅候诊椅上等候律师，陈万友、刘衍带着四个恶警将我们绑架到佳木斯永和派出所。下午五时左右，恶警把我们绑架到佳木斯长虹派出所。此次事件是佳木斯市“六一零”公安局国保支队所为，同时绑架了我的妹妹邱玉芬、朋友项晓波、蔡荣、屈玉杰、赵文杰、田洪英和王洪忠共八人。因我们是法轮功学员而被非法劳教和判刑。

五、在佳木斯看守所强迫做奴工，遭受铐地环、打针、灌药等折磨

我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看守所，我被强迫做奴工。过了几天，我被迫害得患有高血压病，每天测量都达到一百八十毫米汞柱至一百九十毫米汞柱。看守所的狱医杨某叫我吃药，我告诉他，好人抓到这里来，是思想精神压力太大，才造成了高血压的，吃药也不好使。杨狱医说，我就不信，我让你吃，你就得吃。然后他伙同值班恶警李福找来几个劳动号的男犯人给我灌药。我被他们按倒在板铺边，头倒控在板铺沿下，他们按着我的头，其他几个犯人按住我的四肢。杨狱医使劲捏我的嘴角，往我嘴里灌药（我的牙被杨某掰掉一颗），同时李福不停的往我嘴里灌水。要不是我憋着气，差一点就被他呛死。

副所长于某某，亲自带人把我铐在地环上，身体呈“大”字形，强行给我灌药、打针。我拒绝。他们就这样使用强制手段，迫害、折磨我。我被迫害的情绪不稳，造成血压越来越高。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医生应该是救死扶伤之人，警察应该是保护人民的人，可他们却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一群修炼真、善、忍的好人百般折磨、残酷迫害。

女儿马多在看守所里被迫害了九个月，每天被做奴工，看守所给每个人的任务很多。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开始缠棉签，使用的胶是有毒的。在看守所里女儿每天吃的是玉米窝头，喝的汤里有沙子。看守所卖的早餐、盒饭一周要二百元钱，价钱昂贵，卖的日用品比市场价贵一、二倍。当时在看守所里有一名杀人犯叫王玉杰（已被枪决），时常打骂法轮功学员；并不时的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人格侮辱。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二零零八年五月份，女儿的腿开始严重浮肿，经化验，看守所狱医说是营养不良。女儿被非法判刑三年，二零零八年九月十日，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

六、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我被铐在床上长达半个月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日早上九点多，我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非法判刑三年。我被非法关押在十一监区，这个监区特别邪恶（十一监区和九监区是集训监区，专门使用恶毒方式迫害法轮功学员， 妄图达到 “转化”法轮功学员的目的）。我被隔离到一个房间，屋里五六个刑事犯监视我一人，不准随便出屋，上厕所都是定时的，每个房间的法轮功学员之间不能见面。我被强迫穿囚服和金黄色马甲，我拒绝，全屋的犯人蜂拥而上按住我的胳膊逼迫我穿，我们滚成一团。

为了达到 “转化”我的目的，恶警王雅丽唆使刑事犯孙雪娟让我坐小凳码坐，我拒绝，坚持坐在床上。刑事犯唐金霞跟疯了似的来拽我，把我拽到小凳上，我还是拒绝，来回几次，我就是拒绝，就在床上坐着。我的头被她们折磨得发胀、很疼。她们给我测量血压高达一百九十毫米汞柱。她们找来被 “转化”的学员与我谈话，强迫我看诽谤法轮大法的录像，对我说她们那一套歪理邪说。我说：那些事情全是假的，是中共邪党故意栽赃、陷害法轮功的。孙雪娟天天围着我说，我不听她的，她就骂我，还动手打我。

二零零九年一月份，家人见副大队长王林鹤领我去接见，我被迫害的高血压，全身麻木，走路都不稳，得需要人扶着 走。王林鹤大声训斥我：“快走，谁等你，挺冷的。”而且在家人接见我时百般刁难。本来不需要排队，却非得让我排队。这时，我的身体上已承受了巨大的折磨和痛苦，他们还要在精神上施加压力，别说人权，就连一点最基本的人性都没有。回来后，告诉包夹潘文君给我测量血压，想试图迫害我。

三月份，我被劫持到十二监区。十二监区是文艺队，没有法轮功学员。副狱长包锐收到刑事犯家属的贿赂，两个刑事犯给我当包夹，她们就可以得到高的减刑分。十二监区只有我一个法轮功学员，没有一个人与我有共同语言的，难耐的寂寞让我感到度日如年。

十二监区也很邪恶，道长（狱警任命一些刑事犯当头目，每层楼的一侧都有一个，管制其他被关押的人，即牢头狱霸）刘洋（贪污犯）一看我炼功就报告给大队长杨立彬，杨立彬过来对我说：“我把手铐准备好，你要炼功我就给你铐起来。”

有一次恶警庚秀丽来到我跟前恶狠狠地说：“你想干啥就干啥，炼功绝对不行，你就死了这份心吧。”之后唆使犯人刘洋寸步不离的监视我。

二零一零年五月，我炼功，刘洋又去汇报给庚秀丽，庚秀丽把我拽到靠墙根的地方用手使劲的点我的头。我说我坚持我的信仰，别人无权干涉。庚秀丽串通大队长岳秀 凤，强行把我押入小号，小号的警察因为我血压高拒绝接收。小号的狱警把女监医院的院长潘彤和犯人护士叫来了，给我量血压，血压越来越高，她们害怕了。院长 潘彤跟我商量让我给队长认错，我说我没错，为什么要认错。最后她说那你吃两片药回去吧。回到监区，恶警庚秀丽、岳秀凤和犯人刘洋强行用手铐把我铐在床上半个月。在这期间我被迫害的高血压，犯人刘洋又找来七、八个犯人一起按住我，强行给我灌药，弄的床铺都湿了。

二月，我又被劫持到六监区。

七、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导致瘫痪

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我终于获得自由。非法关押迫害三年的日日夜夜，这种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下，我被迫害得四肢麻木、脑袋发胀。同时家人也承受了巨大的痛苦。我的妈妈瘦了二十斤，我的姐妹们也为我付出了很多。

现在我无法正常站立、行走，瘫痪在床，而且还小便失禁，晚上病痛加剧，身体疼痛得睡不着觉，女儿为了照顾我，辞去工作，我和女儿两人仅靠每个月一千二百元的退休金艰难度日。